今天的我们或许早已对上海文化繁荣发展的成果习以为常，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就能有远见卓识，在宏观战略和具体实践中铺陈上海的文化发展大计，却是不得不令人慨叹和敬佩的。由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集体完成的《气象峥嵘：上海文化改革发展访谈录》，就是这样一部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文化何以发展至今的著作。
《气象峥嵘》不同于政府文件和学术文字的书写，它以访谈的形式从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的第一人称视角，呈现了上海文化改革发展历史中鲜活的、具体的人和事，让读者跟随受访者的讲述一起走入那段峥嵘岁月，为读者了解上海文化改革的政策设计、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提供一手资料。
通常说来，政府很大程度上主导和推动了文化战略的设计、文化设施的建设、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法规的制定以及文化单位的改革。没有这一视角的介入，我们可能很难有机会了解宏观层面的文化战略如何落地到微观层面的市民生活，了解东方明珠等地标性建筑，上影集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等文艺殿堂，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背后的故事，了解那些从无到有、从破到立的历史细节。书中呈现的重要事件、代表性案例和探索进程，或许可以为持续打造文化自信上海新样本提供如下启思。
“顶天立地”：上海文化改革发展的高度和温度
“顶天立地”经常出现在《气象峥嵘》受访者的讲述中，它代表了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不仅要考虑顶层设计，还要考虑改革的一系列变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关注普通民众的真实需求和核心关切。改革初期的上海，文化建设百废待兴，如何在文化设施比较落后、文化精神急需重振、文化市场尚未发育的阶段理出头绪，迈开步子，这是关乎“顶天”的内容。如何在大踏步改革的同时，尽可能地考虑到改革进程中的个体和个体背后的家庭，不忘城市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关乎“立地”的内容。如果说“顶天”代表了上海文化改革站位的高度，“立地”则代表了这座城市文化改革落地的温度。
书中为我们呈现了上海如何开始和推进文化改革的过程，让读者了解到一项项政策出台的前前后后和诸多思虑，也让我们看到改革中的上海依然是一座有人文关怀的城市。上海在建设高大上的文化设施的同时，会考虑如何在文化市场的发展中保障市民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和公共文化权益，如何保护原有的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不受侵蚀，如何保障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跟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变化的步伐。上海市文明办原副主任陈振民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很多生动的案例。在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市文明办和市残联、市民政局一起开展了“7259”帮老助残行动，对7259个老养残家庭中经济能力有限的3500多户提供了定人、定点、定内容的志愿服务。在社区文化中心建设推进阶段的试点选择和经费支持上，会照顾到劳模和普通工人家庭生活的不同需求。又比如在志愿者管理办法中，通过基金会帮助有困难的志愿者渡过难关，不让好人心寒等等。
“敢为人先”：文化改革先行者的首创性探索
在变革的时代进行时代的变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和使命，尤其是当时并没有清晰、完整和现成的设计。正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原总经理杨绍林所说，很多时候都是在“找路”、“探索”，“别说‘摸着石头过河’，连‘石头’在哪儿都不知道”。如何“找路”，如何“探索”？ 《气象峥嵘》带我们回顾了影响上海文化建设的几次大讨论，展现了上海文化改革的深层逻辑和战略远见。
1985年，上海开展了一场文化发展战略大讨论。当时人们感到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出发，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都需要思考文化如何发展的问题。上海需要文化发展和文化管理的一次启蒙，组织大讨论“实际上是要运用科学管理研究的最新成果，赋能到文化管理上去，使它能够在推动文化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原事业产业处副处长樊人龙这样说道，“上海是全国第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这样有研究广度和深度的讨论还有1992年开展的“九十年代上海人形象大讨论”、2000年开展的“面向新世纪上海人精神大讨论”和2003年开展的“城市精神大讨论”，这些大讨论的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讨论议题之广、观点见解之深都是史无前例的。
除了思想启蒙意义上的大讨论，书中还梳理了上海在文化发展方面的诸多开创性做法。在资金方面，上海在1986年成立了文化发展基金会，成为国内最早的一家地方性的文化类基金，并设立了文化专项资金，对公益性的文化发展进行补贴。上海志愿者协会率先设立市志愿服务公益基金会，通过募集社会资金和资助项目来推动上海志愿服务事业的大规模、长时期、可持续的发展。在制度方面，上海最早在全国实现公共文化立法，诞生了《上海公共文化管理办法》《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公共博物馆管理办法》三个比较主要的政府性规章；最早在全国通过志愿服务管理的相关立法，颁布了《上海市志愿服务条例》。在设施方面，上海率先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率先在社区建立文化活动中心，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在产业方面，上海较早洞察到了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这些首创性探索展现了上海在文化发展上的勇气和担当。
合作共赢：文化发展需要相互成就
文艺素来是上海的标签之一，上海电影和上海话剧一直是上海文化自信的生动样本。合作共赢是上海文艺界屡出精品的法宝。上海电影集团原董事长任仲伦和贾樟柯合作了十多部电影，上影连续两年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狮奖，一度传为佳话。他们约定：“上影不需要贾樟柯拍摄上影风格的电影，因为上影有许多导演延续着其传统；上影需要贾樟柯风格的电影，因为它具有现实精神和‘作者电影’的品质。”任仲伦笑称他们是“黄金搭档”，“但搭档不是为了黄金。”杨绍林也是在文艺院团改革中那个“抬轿子的人”。从演员转型做管理者，就要为大家“抬轿子”，“从骨子里说，就是牢固地树立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这种意识。”他说上海话剧中心最大的成功可能就是助人成功。“努力为表演艺术工作者营造一个温馨且具有人文情怀、有利于创作内容孵化的工作环境，是每位剧院经营者不可忽略的责任和使命。”
不仅艺术家的成长和艺术精品的打造需要相互成就，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走出去”也要相互成就。上海在肯定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基础上，积极鼓励和支持外资合法合规进入本地文化市场。书中提到上海当年积极推动美国索尼唱片公司和上海音像出版公司的合作，最后在国家支持下，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音像市场的中外合作公司——上海新索音乐公司。“音乐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产，通过合作、合资引进版权，可以丰富国人的音乐生活，特别是满足国内音乐爱好者的需求。”“同时可以通过版权贸易，让中国的音乐、作品、产品走出去。”在引入外资建设电影院方面，上海也开创了先例。外资的进入带来了电影放映小厅化、多厅化经营样式和电影放映数字化的转型，使上海电影院的经营形态和技术改造领先全国，对后来上海电影市场的发展，包括电影院线的组建、电影产业集团的上市，都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进退有余：给文化发展以广阔空间
政府在文化改革中也需完成角色转型。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政府的工作主要是事前和事后两方面，即“在市场还比较稚嫩的阶段，政府主动导入一些资源，等市场发育起来以后，政府后退一步，做好引导和规范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原事业产业处处长孙一兵认为，政府最需要做的是倾听基层的声音，听听企业希望解决的问题。“上海要想办法创造好的环境，让企业感到舒服，这样，好的企业、好的业态自然会涌现出来。”
创造好的环境需要政府处理好依法行政与推动创新的关系，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不断积累，敢于拥抱文化市场的新生事物。给文化发展以空间还需要行政管理部门发挥主观能动性，与时俱进，遵循国家文化立法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有一种创新的觉悟、适应新事物的觉悟、努力去做一些尝试的觉悟。书中提到了一项值得注意的政府工作——行政审批清理。2002年，上海开始对全市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逐项进行甄别、清理，拿掉那些没有必要的、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阻碍市场发展的行政审批事项。“文化系统也有行政审批清理的任务，就是根据文化市场的发展，不时地把不合时宜的、落后于科学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清理掉。”这些工作直到今天对思考文化产业的发展、拓展上海文化发展空间依然有启发意义。
精神支撑：给文化发展以不竭动力
从书中受访者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共识，那就是上海文化改革和发展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政策的创新和落实最后都要归于人的参与和合作，人是主体，是对象，也是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城市精神品格是上海文化发展之树根深叶茂的思想土壤，是文化发展的精神支撑，也是城市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对上海而言，除了它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其城市品格中的契约精神和公私观念成为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现代文明内核，也构成了开放包容、不断发展、拥抱世界的文化自信的底气。2023年，上海市第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着力弘扬城市精神品格，提升国际文化大都市软实力。《气象峥嵘》呈现的上海文化改革中的人和事无不展现了上海的城市精神和品格，只有理解和发扬这种精神品格，才能让上海持续散发它一直以来的独特活力和魅力。
改革并非易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文化的改革和发展也是如此，不可能一蹴而就。《气象峥嵘》不仅为我们引入了文化改革发展的政府视角，更为我们提供了上海文化发展继续前行再创奇迹的启示。